民国教授的风骨,义勇军进行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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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九一八事变后,生于辽宁清原,曾任直隶临、抚、昌、卢、迁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的孙铭武动员哥哥孙铭久、弟弟孙铭宸等将150亩水田和15间房子典押出去,以所得资金购买了1

九一八事变后,生于辽宁清原,曾任直隶临、抚、昌、卢、迁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的孙铭武动员哥哥孙铭久、弟弟孙铭宸等将150亩水田和15间房子典押出去,以所得资金购买了100支枪械、1万余发子弹,征召400多人齐聚清原大苏河城隍庙,高唱孙铭武等人创作的《血盟救国军军歌》,宣布成立血盟救国军。2005年10月1日,抚顺新闻网报道说,抚顺发现了我国最早一首义勇军军歌。孙铭武将军的遗孤、90高龄的孙起老人仍能完整地高唱这首军歌。

开元国际棋牌,悼词情真意切令人动容,后人多据此推衍鲁林二人坦荡磊落,君子交恶却惺惺相惜。为尊者讳,为逝者讳,悼词中是英勇的战士鲁迅,而林语堂眼中的鲁迅,或许只能诉诸笔端,悄悄记录在日记之中了。林语堂自谓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,可知林与鲁迅曾有一段时光交情不错。

蒋介石拍案而起:"刘文典,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?简直一个封建遗老!不把你这学阀撤掉,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"!刘文典反唇相讥:"蒋介石,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?纯粹一个封建军阀"!说到激烈处,两人互相拍桌大骂,一个骂"你是学阀",一个骂"你是新军阀"。蒋介石遂以"治学不严"的罪名,把刘校长关押。此事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。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,要求"保障人权"、"释放刘文典"。后来,经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说情、力保,陈立夫又从中斡旋,蒋才以"即日离皖"为条件,释放了刘文典。刘文典虽然被迫离开了自己创立的安徽大学,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他担任国文系主任。蒋和国民党当局都没有干预,刘一直在名牌大学做教授,讲授《庄子》,一样头角峥嵘,桀骜不驯。

桓仁《告武装同志书》洋洋数千字,其中有这样的词句:团结起来、哪能甘心作亡国的奴隶、要知道现在是中国存亡的关头、不畏炮火……冒弹雨直进。

1923年夏,林语堂从欧洲留学归来,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,此时的北大教授已为两派,一以周氏兄弟为首,一以胡适为代表。林语堂与胡适私交甚好,却出人意料地加入《语丝》,站到鲁迅旗下。林的选择,与他热血激昂的性格不无联系,1925年学潮游行中,他曾与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,拿竹竿和砖石与军警搏斗,并在眉头留下一个永远的伤疤。这一激烈的行为,受到了鲁迅的赞誉。鲁迅两次致信林语堂,将林引为革命同志。

1945年12月间,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流血冲突。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,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,劈头便说:从前我们是朋友,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。学生就像我的孩子,你杀害了他们,我还能沉默吗?

《军歌》歌词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歌词的基础,但有一点区别。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歌词是:起来!不愿做奴隶的人们!把我们的血肉,筑成我们新的长城!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,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!起来!起来!起来!我们万众一心,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,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!前进!前进!进!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1959年,孙师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:原歌词是‘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’,最后的‘前进’只有一次,后由聂耳和我商量把原歌词加以更动。在《影事追怀录》一书中,田汉也承认:我所写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与后来唱的略有出入,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。所以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歌词是在《军歌》基础上修改、完善的,包含了聂耳、孙师毅等人的智慧。

林语堂的国民性探究是一种兼及正负的较为全面的研究和描述,他虽然也认为中国国民性中有若干缺陷,却也对一些国民性特征譬如中庸之道予以欣赏。他推崇的高地人生观,实则是一种融合了儒家的谦逊耿介和道家的超尘脱俗、自然简朴的人生理想和处世哲学。林语堂在上海创办《幽默》,以性灵闲适折射对世事的思索与批评,符合林氏一贯的国民性理论,而这样的做法,却被鲁迅视为怯懦与奸猾。鲁迅猛烈抨击的中国国民性,聚焦于占国民最大多数的农村底层民众的羸弱病态的精神状态。他所关注的大多是令他极难忍受的愚昧、麻木、怯弱、懒惰、巧滑、苟安、奴性、精神胜利、自欺欺人甚至人吃人等,一向痛加批判,且语多峻急,极尽讥讽。这一根本性的分歧,在林语堂的日记中亦有记载:鲁迅说中国人谈不到个人主义,谈不到‘主义’,只是个体自由行动而已。我说‘欺负人’共‘被欺负’是中国社会的两阶级,是一切社会沉寂之原因。中国只有tribal morality 游族伦理观念——中国人之伦理进步只到此点而已。(见1929年1月24日日记)此次讨论的不欢而散,使二人友谊濒临破裂。半个多月后,林语堂已刻薄地将探望鲁迅称为看神经变态了。 (见1929年2月16日日记)

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家,他与蒋介石的一段恩怨,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学者的铮铮铁骨。马寅初教授有句掷地有声的话:"我不去见蒋介石,他要见我他自己来"。

清原《血盟救国军军歌》唱道:起来,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,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;我们不能坐以待毙,必须奋起杀敌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,起来!起来!全国人民团结一致,战斗!战斗!战斗!战斗!

鲁迅逝世后,时在美国的林语堂亲撰《鲁迅之死》一文,称誉鲁迅为真正的 战士,并言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,疏离者二次。其即其离,皆出自然,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……吾始终敬鲁迅;鲁迅顾我,我喜其相知,鲁迅弃我,我亦无悔。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,而为离合之迹,绝无私人意气存焉。

遗憾的是,这位敢说话、办实事的台大校长,来台湾不到一年,就在参加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。蒋介石闻讯后,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,动员台湾所有名医,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。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,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。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,享年仅54岁。傅斯年逝世后,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,参加追悼会者5000余人,哀荣至极。

田汉《军歌》及其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歌词与清原《血盟救国军军歌》、桓仁《告武装同志书》等歌词、宣言之间,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?

后人研究林鲁二人,皆称二人友谊以1929年8月28日的南云楼风波为转折。鲁迅在日记里说:二十八日……晚霁。小峰来,并送来纸版,由达夫、矛尘作证,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。同赴南云楼晚餐。席上又有杨骚、语堂及夫人、衣萍、曙天,席将终,林语堂语含讥刺。直斥之,彼亦争持,鄙相悉现。林语堂在四十年后作《忆鲁迅》一文回忆道:有一回,我几乎跟他闹翻了。事情是小之又小。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。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,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,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。他自己要好好的做。我也说了附和的话,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。他是多心,我是无猜。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,对了足足两分钟。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。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‘无趣’。这样一场小风波,也就安然流过了。

走笔至此,顿生万端感慨。时移世易,对比之下,无论学识品格,还是胆识风骨,今之曰教授者,有几人能超越他们的同行?

1932年夏,东北义勇军组建形成高潮,发展到30余万人。东北义勇军的事迹,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。

林语堂与鲁迅之间的恩怨,一波三折,耐人深究。林语堂初归国时,与鲁迅甚为相得,成为鲁迅领导的语丝社的重要一员。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,鲁迅离京避难,应林语堂之邀前往厦门大学,二人往来密切。1927年,林语堂与鲁迅先后来到上海,林语堂日记中记录了1929年间二人的多次会面。然而就是这一年8月28日的南云楼事件,鲁迅与林语堂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。在日记中可清晰地看到相关记载。

大气磅礴的傅斯年,不畏权势,敢讲真话,"虽千万人,吾往矣。"胡适说,傅斯年"无沦在什么地方,总是一个力量",使浑浊不堪的权力集团不得不有所忌惮。

义勇军军歌首现抚顺

郁达夫在《回忆鲁迅》中称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。据郁的描述,当时鲁迅有了酒意,脸色发青,从座位上站了起来,林语堂也起身申辩,气氛十分紧张,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,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。此番风波之后,林语堂与鲁迅便正式决裂了,鲁迅诸多文章中皆有对林语堂毫不留情的批评讥讽,而林语堂的日记中也写道:八月底与鲁迅对骂,颇有趣,此人已成神经病。(见1929年8月日记)

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当教授们的人格尊严受到挑战的时候,没有人去拍马逢迎,他们宁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,抛弃地位以保持尊严。学者傅国涌提供的张奚若教授"要蒋介石滚蛋"的事例,是一个很好的说明。抗战期间,身为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的张奚若被聘为国民参议员,有一次开会时,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,蒋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:"欢迎提意见,但别太刻薄"。张奚若一怒之下,拂袖而去,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。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,当局寄来路费和通知,他当即回电一封:"无政可参,路费退回"。1946年初,他应学生邀请,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为轰动一时的讲演,听众达六、七千人,他在正式讲演前大声说:"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,我一定对他说,请他下野。这是客气话。说得不客气点,便是请他滚蛋!"尽管蒋并没有因此为难他,但他要公开说出这些话无疑还是需要勇气的。没有担当也就没有尊严可言,真正的尊严来自学者的骨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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