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清朝历史上的第一权臣鳌拜如何覆灭,末代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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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完颜立童记是几格格 完颜立童记,爱新觉罗·毓朗的外孙女。其父为完颜立贤,其母为爱新觉罗恒慧。家中长女,人称大格格或王大姑娘,妹完颜碧琳。她也是婉容的表姐妹。1960年溥仪

完颜立童记是几格格

完颜立童记,爱新觉罗·毓朗的外孙女。其父为完颜立贤,其母为爱新觉罗恒慧。家中长女,人称大格格或王大姑娘,妹完颜碧琳。她也是婉容的表姐妹。1960年溥仪特赦之后,经溥仪七叔载涛和三妹蕴颖撮合想让她与溥仪结婚,因溥仪不想再找一位旧式满族妇女而作罢。完颜立童记是清末皇族最漂亮的格格,可惜她却因为历史的原因终身未嫁!

她一生命运多舛,这位文静、优雅的女士,因为被时代的漩涡拖累,又背负着这个传统家族过多的负重,几次婚姻的机缘,都被错过了,终生未嫁;她在晚年时精神几近崩溃。

当时关东军为了长久地掌控“满洲国”的政权,想让溥杰娶日本女人为妻,将来生一个有日本血统的男孩儿,就可以成为“满洲国”第二代“皇帝”。溥仪大吃一惊,坚决反对,但吉冈不客气地回绝了溥仪的要求,溥仪急切地找来二妹商量,因为关东军早已经把其信任的大臣们隔离开了。

两人最后商量决定抢先在北京给溥仪找一个满族妻子,溥仪同意了这位女子就是婉容的表妹、人称“大格格”恒慧的女儿完颜立童记。一切都在秘密地顺利进行,完颜立童记母女甚至在1936年已经来到了当时的新京,但这件事还是很快被日本人知道了,在日本人的干涉和破坏下,原拟的订婚只好告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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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此一事,完颜立童记的婚姻之路再次遭受了重大打击,一路蹉跎到了1960年,也就是溥仪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那一年。这位秀外慧中的美丽格格由于家族的没落,婚姻之事也异常的坎坷,由曾经风华绝代的美女已经变为一个47岁仍待字闺中的老姑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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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的权臣

权臣,是皇权时代的特有品种。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,几乎不可能出现权臣这种人物,因为个人的政治权力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,都是有限的,随时可以被收回,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、持续膨胀地长期掌握政治权力。权臣与皇权的关系,常常是多面的,充满张力,二者既有对立,又有合作,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转换。权臣之兴起,必须得依托皇权的支持,权臣本人往往也一度对皇权的巩固和发展贡献不菲。但随着权臣势力的壮大,他会部分攫取、侵夺皇权,对皇权形成威胁,最终又被皇权所清算。

有清一代,中央集权程度达到中国皇权时期的顶峰,故而并未出现太多权臣。史学家杨珍曾做了个统计,认为清代真正能达到权臣地位的人只有7个(康熙初年的鳌拜、康熙前期的索额图与明珠、雍正初年的年羹尧与隆科多、乾隆后期的和珅以及咸丰中后期的肃顺),其中鳌拜是排名第一的强势人物。鳌拜是满清镶黄旗贵族,三朝元勋。他以军功起家,在清军入关前的关键战役“松锦会战”中,他大败明军步军营,功劳卓越。明朝总督洪承畴率13万大军来援,他随皇太极应战,“辄先陷阵,五战皆捷”。明军败遁,他率军追杀,大获全胜,“擒斩过半”。其后,他又随阿巴泰入长城,围攻北京,掠至山东、兖州、临清而返。

1644年,清兵攻陷北京,多尔衮考核群臣功绩,鳌拜以“忠勤戮力,晋一等子”。稍后,鳌拜随阿济格征湖北,破李自成军;随豪格入四川,与张献忠战于川北西充,斩献忠于阵。在明清鼎革之际,鳌拜可说是战功赫赫,为清王朝贡献卓着。1661年,顺治遗命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遏必隆、鳌拜为辅政四大臣。鳌拜军功最高,但因资历、威望等缘故,名列第四。他不甘于此,遂倾力施展诸种扩权、夺权手段。夺权第一要义,是击倒政敌。先是,借圏地换地之争,鳌拜在索尼、遏必隆的附和之下,杀尚书苏纳海、总督朱昌祚、巡抚王登联。鳌拜就此成为四辅臣中政治实力第一的权臣。

等到1667年,康熙满14岁亲政,四辅臣的政制安排理应退出历史舞台。此时,索尼已死,苏克萨哈要求辞职,还政康熙。鳌拜不甘心退出权力中心,遂裹挟遏必隆,对苏克萨哈发动致命攻击。他诬陷苏克萨哈请辞是“背负先帝”,“别怀异心”,更罗织二十四条罪状,要将苏克萨哈斩首抄家。康熙以“核议未当,不许所请”。鳌拜在殿前对康熙疾言厉色,恐吓要挟,刚亲政的康熙羽翼未丰,无法抗衡鳌拜,苏克萨哈遂被处绞刑。苏克萨哈死后,鳌拜的权力达到顶峰。学者杨珍小结了鳌拜在权力顶峰的四个特征:一是蔑视皇帝,飞扬跋扈。他常在康熙面前对部臣高声喝问,还拒绝执行康熙的旨令。二是将朝廷治权私人化。一切政事,鳌拜先于私家议定,然后施行。他常把各地奏折拿回家中与亲信议办,几视康熙为无物。三是部分掌握生杀大权。前面提到的诛杀尚书苏纳海等人,以及罗织辅臣元老苏克萨哈罪名致其死等,均是其擅权决杀的得意之作。四是部分掌握人事大权。“所喜者举荐,所恶者陷害”,大力培植私党,对不附己者严厉打击。行政权、司法权与人事权本是皇权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,却为鳌拜逐次侵占或部分侵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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鳌拜的骄横在清代权臣中也是罕见的,或许只有雍正初期的年羹尧勉强可以比拟。在朝贺新年时,鳌拜竟身着黄袍(黄色是帝王之色,着黄袍是相当跋扈的僭越之举),仅帽结与康熙不同。不仅如此,他甚至可能暗藏谋杀康熙、发动政变的祸心。昭梿《啸亭杂录》记,有次鳌拜称病在家,康熙去宅中探望。鳌拜卧于床上,席下悄置利刃一柄。康熙侍卫搜检出凶器,场面颇为紧张,康熙却于不动声色间消弭危机,他笑着说:刀不离身是满洲故俗,你们不必大惊小怪。任何一个稍有抱负的帝王,都不可能容忍鳌拜这种权臣。康熙开始谋划铲除鳌拜。康熙八年,康熙与近臣索额图密谋,支开京城中鳌拜的亲信,随后又安排自己的亲信掌握了京师卫戍部队的指挥权。在鳌拜入朝时,康熙密令庭前布库少年们将之生擒下狱,并宣布鳌拜三十条罪状,本应处革职、斩立决,但康熙帝念其往日功勋,将其免死禁锢。

据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载,鳌拜被擒后,请求觐见康熙,露出其为救皇太极而留下的累累伤疤,唤起康熙的悯恤之情,终于得保性命。不久,鳌拜在禁所死去,死因至今未有定论。值得注意的是,鳌拜的覆灭,不是他一个人的覆灭。绝大多数权臣的周围,都会形成一个以其为核心的利益集团。鳌拜的利益集团,势力盘根错节,深入政体骨髓,从军队到皇家侍卫,从中枢三院六部到地方督抚大员,均为其渗透乃至控制,所谓“文武各官,均出其门下”。鳌拜被擒后,其党羽也或死或革。不过,鳌拜集团的覆灭,并没经过军事流血,也未引发社会重大骚动,故而有人评论康熙处置鳌拜案说:“声色不动而除巨恶,信难能也。”

康熙固然是一代政治强人,但灭鳌拜集团而不引发政体或社会巨变,也并非全因他的英明神武、雄才大略。当知,在皇权时代,不论某人如何位极人臣,他的权势都必须依靠皇权的庇护才能存在。权臣的合法权力来源,只能是经由皇权授予、确立和保障,即使权臣可以偶尔超出皇权的管辖和约束范围,但他终究还是不可能另立门户、改变江山的颜色。如此看来,权臣与皇帝之间的斗争,只是上层政治人物的角力游戏,它关涉到高层权力的再分配,是有中国特色的内阁重组,顺便也对民众进行公关教育,但对整个国家的走向、政体的变革、民众的福祉,并无太大影响。那些被诛灭的权臣,本人既是皇权的支持者、既得利益者,又是皇权的偷窥者、僭越者,最终还成了皇权的专政对象。以此观之,当权臣在权力最炽热之时,其人生已带有某种不值得同情的悲剧意味。

末代皇帝溥仪电影

这次整顿内务府宣告失败,并不能使我就此“停车”。车没有停,不过拐个弯儿。我自从上了车,就不断有人给我加油打气,或者指点路标方向。

遗老们向我密陈恢复“大计”,前面说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。在我婚后,像那样想为我效力的人,到处都有。例如康有为和他的徒弟徐勤、徐良两父子,打着“中华帝国宪政党”的招牌,在国内国外活动。他们的活动情况,继续地通过庄士敦传到宫中。徐勤写来奏折吹牛说,这个党在海外拥有十万党员和五家报纸。在我出宫前两年,徐良曾到广西找军阀林俊廷去活动复辟,他给庄士敦来信说,广西的三派军人首领陆荣廷、林俊廷和沈鸿英“三人皆与我党同宗旨,他日有事必可相助对待反对党也”。民国十三年春节后,康有为给庄士敦的信中说:“经年奔走,至除夕乃归,幸所至游说,皆能见听,亦由各方厌乱,人有同心。”据他说陕西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苏。安徽、江西、贵州、云南全都说好了,或者到时一说就行。他最寄予希望的是吴佩孚,说“洛,然闻已重病,如一有它,则传电可以旋转”。又说湖北萧耀南说过“一电可来”的话,到他生日,“可一赏之”。现在看起来,康有为信中说了不少梦话,后来更成了没有实效的招摇行径。但当时我和庄士敦对他的话不仅没有怀疑,而且大为欢欣鼓舞,并按他的指点送寿礼、赏福寿字。我在他们指点之下,开始懂得为自己的“理想”去动用财富了。

同样的例子还有“慈善捐款”。这是由哪位师傅的指点,不记得了,但动机是很清楚的,因为我这时懂得了社会舆论的价值。那时在北京报纸的社会版上,差不多天天都有“宣统帝施助善款待领”的消息。我的“施助”活动大致有两种,一种是根据报纸登载的贫民消息,把款送请报社代发,另一种是派人直接送到贫户家里。无论哪一种做法,过一两天报上总有这样的新闻:“本报前登某某求助一事,荷清帝遣人送去X元……”既表彰了我,又宣传了“本报”的作用。为了后者,几乎无报不登吸引我注意的贫民消息,我也乐得让各种报纸都给我做宣传。以至有的报居然登出这样的文章来:

皇恩浩荡,乃君主时恭维皇帝的一句普通话,不意改建民国后,又闻有皇恩浩荡之声浪也。今岁入冬以来,京师贫民日众,凡经本报披露者,皆得有清帝之助款,贫民取款时,无不口诉皇恩之浩荡也。即本报代为介绍,同人帮同忙碌,然尽报纸之天职,一方替贫民之呼吁,一方代清帝之布恩,同人等亦无不忻忻然而云皇恩浩荡也。或日清帝退位深官,坐拥巨款,既无若何消耗,只好救济贫民,此不足为奇也。惟民国之政客军阀无不坐拥巨款,且并不见有一救济慈善者,于此更可见宣统帝之皇恩浩荡也。

像这样的文章,对我的价值自然比十块八块的助款大得太多了。

我付出最大的一笔赈款,是对民国十二年九月发生的日本“震灾”。那次日本地震的损失惊动了世界,我想让全世界知道“宣统帝”的“善心”,决定拿出一笔巨款助赈。我的陈师傅看的比我更远,他在称赞了“皇恩浩荡,天心仁慈”之后,告诉我说:“此举之影响,必不仅限于此。”后来因为现款困难,便送去了据估价在美金三十万元上下的古玩字画珍宝。日本芳泽公使陪同日本国会代表团来向我致谢时,宫中出现的兴奋气氛,竟和外国使节来观大婚礼时相像。

在这个时期,我的生活更加荒唐,干了不少自相矛盾的事。比如我一面责怪内务府开支太大,一面又挥霍无度。我从外国画报上看到洋狗的照片,就叫内务府向国外买来,连同狗食也要由国外定购。狗生了病请兽医,比给人治病用的钱还多。北京警察学校有位姓钱的兽医,大概看准了我的性格,极力巴结,给我写了好几个关于养狗知识的奏折,于是得到了绿玉手串、金戒指、鼻烟壶等十件珍品的赏赐。我有时从报上看见什么新鲜玩艺,如四岁孩子能读《孟子》,某人发现一只异样的蜘蛛,就会叫进宫里看看,当然也要赏钱。我一下子喜欢上了石头子儿,便有人买了各式各样的石头子儿送来,我都给以巨额赏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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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面叫内务府裁人,把各司处从七百人戴到三百人,“御膳房”的二百厨师减到三十七个人,另方面又叫他们添设做西餐的“番菜膳房”,这两处“膳房”每月要开支一千三百多元菜钱。

关于我的每年开支数目,据我婚前一年内务府给我编造的那个被缩小了数字的材料,不算我的吃穿用度,不算内务府各处司的开销,只算内务府的“交进”和“奉旨”支出的“恩赏”等款,共计年支八十七万零五百九十七两。

这种昏天黑地的生活,一直到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,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我驱逐出紫禁城,才起了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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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年九月由朝阳之战开始的第二次直奉战争,吴佩孚的直军起初尚处于优势,十月间,吴部正向山海关的张作霖的奉军发动总攻之际,吴部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,发出和平通电。在冯、张合作之下,吴佩孚的山海关前线军队一败涂地,吴佩孚自己逃回洛阳。后来吴在河南没站住脚,又带着残兵败将逃到岳州,直到两年后和孙传芳联合,才又回来,不过这已是后话。吴军在山海关败绩消息还未到,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已经把贿选总统曹锟软禁了起来,接着解散了“猪仔国会”,颜惠庆的内阁宣告辞职,国民军支持黄郛组成了摄政内阁。

政变消息刚传到宫里来,我立刻觉出了情形不对。紫禁城的内城守卫队被国民军缴械,调出了北京城,国民军接替了他们的营地,神武门换上了国民军的岗哨。我在御花园里用望远镜观察景山,看见了那边上上下下都是和守卫队服装不同的士兵们。内务府派去了人,送去茶水吃食,国民军收下了,没有什么异样态度,但是紫禁城里的人谁也放不下心。我们都记得,张勋复辟那次,冯玉祥参加了“讨逆军”,如果不是段祺瑞及时地把他调出北京城,他是要一直打进紫禁城里来的。段祺瑞上台之后,冯玉祥和一些别的将领曾通电要求把小朝廷赶出紫禁城。凭着这点经验,我们对这次政变和守卫队的改编有了不祥的预感。接着,听说监狱里的政治犯都放出来了,又听说什么“过激党”都出来活动了,庄士敦和陈师傅他们给我的种种关于“过激”“恐怖”的教育——最主要的一条是说他们要杀掉每一个贵族——这时发生了作用。我把庄士敦找来,请他到东交民巷给我打听消息,要他设法给我安排避难的地方。

王公们陷入惶惶不安,有些人已在东交民巷的“六国饭店”定了房间,但是一听说我要出城,却都认为目前尚无必要。他们的根据还是那一条:有各国公认的优待条件在,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。

然而必须发生的事,终归是发生了。

那天上午,大约是九点多钟,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客吃着水果聊天,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。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件公文,气喘吁吁地说:

“皇上,皇上,……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!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,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,拿来这个叫,叫签字,……”

我一下子跳了起来,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。我夺过他手里的公文,看见上面写着:

派鹿钟麟、张璧交涉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事宜,此令。

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

国务院代行国务总理黄郛……

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,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,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:

第一条、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,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;

第二条、自本条件修正后,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,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,尽先收容旗籍贫民;

第三条、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,即日移出官禁,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,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;

第四条、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,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;

第五条、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,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,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。

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 日

老实说,这个新修正条件并没有我原先想象的那么可怕。但是绍英说了一句话,立即让我跳了起来:“他们说限三小时内全部搬出去!”

“那怎么办?我的财产呢?太妃呢?”我急得直转,“打电话找庄师傅!”

“电话线断,断,断了!”荣源回答说。

“去人找王爷来!我早说要出事的!偏不叫我出去!找王爷!找王爷!”

“出不去了,”宝熙说,“外面把上了人。不放人出去了!”

这时端康太妃刚刚去世不多天,官里只剩下敬懿和荣惠两个太妃,这两位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肯走。绍英拿这个作理由,去和鹿钟麟商量,结果允许延到下午三点。过了中午,经过交涉,父亲进了宫,朱、陈两师傅被放了进来,只有庄士敦被挡在外面。

听说王爷进来了,我马上走出屋子去迎他,看见他走进了宫门口,我立即叫道:

“王爷,这怎么办哪?”

他听见我的叫声,像挨了定身法似的,粘在那里了,既不走近前来,也不回答我的问题,嘴唇哆嗦了好半天,才进出一句没用的话:

“听,听旨意,听旨意……”

我又急又气,一扭身自己进了屋子。后来据太监告诉我,他听说我在修正条件上签了字,立刻把自己头上的花翎一把揪下来,连帽子一起摔在地上,嘴里嘟囔着说:“完了!完了!这个也甭要了!”

我回到屋里,过了不大功夫,绍英回来了,脸色比刚才更加难看,哆哆嗦嗦地说:“鹿钟麟催啦,说,说再限二十分钟,不然的话,不然的话……景山上就要开炮啦……”

其实鹿钟麟只带了二十名手枪队,可是他这句吓唬人的话非常生效。首先是我岳父荣源吓得跑到御花园,东钻西藏,找了个躲炮弹的地方,再也不肯出来。我看见王公大臣都吓成这副模样,只好赶快答应鹿的要求,决定先到我父亲的家里去。

这时国民军已给我准备好汽车,一共五辆,鹿钟麟坐头辆,我坐了第二辆,婉容和文绣、张璧、绍英等人依次上了后面的车。

车到北府门口,我下车的时候,鹿钟麟走了过来,这时我才和他见了面。鹿和我握了手,问我:

“溥仪先生,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,还是要当个平民?”

“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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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!”鹿钟麟笑了,说:“那么我就保护你。”又说,现在既是中华民国,同时又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,今后应该以公民的身分好好为国效力。张璧还说:

“既是个公民,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,将来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!”

一听大总统三个字,我心里特别不自在。这时我早已懂得“韬光养晦”的意义了,便说:

“我本来早就想不要那个优待条件,这回把它废止了,正合我的意思,所以我完全赞成你们的话。当皇帝并不自由,现在我可得到自由了。”

这段话说完,周围的国民军士兵都鼓起掌来。

我最后的一句话也并非完全是假话。我确实厌恶王公大臣们对我的限制和阻碍。我要“自由”,我要自由地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我的理想——重新坐在我失掉的“宝座”上。

本文选自《我的前半生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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